企业家才能是各类人力资本中最重要的一种。按奈特的定义，企业家才能是指面向不确定性决策的能力。现实的生活充满了种种风险，想要赚钱谈何容易。

市场的风险源于很多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块就是所谓信息不对称。而这恰恰是企业家要搏斗的地方。只要存在比较大的需求，企业家就一定会通过他们的眼光和魄力，不断的进入到信息不对称严重、风险大的地方，通过他们的努力降低市场风险、缩减信息不对称。人类社会从企业家的努力中得益非浅。今天我们生活的种种便利、获取信息的快捷几乎都是企业家才能做出的贡献。

出租车业同其他任何一个行业一样，存在着市场风险和经营上的不确定性。而且出租车业要满足城市居民的出行需求如此之大，照理说应该也会有企业家才能介入。可惜，细细考察目前的出租车业，不会发现我们所说的面向不确定性决策的企业家才能。

以北京为例，出租车业的确存在着出租车企业，而且还有所谓的十二家品牌企业。可是，这些企业都是政策的产物，而不是在市场竞争中经过拼杀生存下来的强势企业。它们能在出租车业存在，首先靠的是北京市政府的对个体经营出租车的歧视政策。至于那些大企业，要不是北京市政府2000年开始提出的“做大做强出租车企业”的政策，如何能那么迅速的扩张？

要而言之，这些企业生存和扩展的根本原因是掌握着出租车业经营牌照，政府无偿提供给企业牌照，企业拿着这些牌照向司机收租：每月四五千元的高额份钱。

领导这种企业需要什么企业家才能？

政策的封闭，使得出租车业几乎不用面临竞争；出租车业的企业主需要的只是两种能力：从政府手里取得牌照的能力和从司机那收取份钱的能力。这不是企业家才能。这是动员政治资源的能力。

我们从日常的经验可以观察到，出租车业的信息不对称是严重的。而在目前的行业政策环境下，无论企业的行为还是司机的行为都加剧了行业的信息不对称。谁没有在搭乘出租车时遭遇绕路或者欺骗的行为？简单的责怪出租车司机是不对的，他们的行为是政策的结果。

相反，假如政府在出租车业大胆放开，引入竞争，那么依据经济学常识，我们可以推断，对出租车的高需求和出租车业实际存在的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一定会刺激真正的企业家才能进入经营。而现存的企业如果维持原样，一定会在竞争中遭遇失败。

所谓放开和引入竞争，指政府应该抛弃目前的三大政策：歧视政策、数量管制和租价管制政策。我在多篇文章里反复论证这三大政策的不合理性。歧视政策是最糟糕的，因为完全漠视了出租车业的行业特点，而租价管制和数量管制则限制了市场和企业家发挥才能的空间。

温州市98年率先在出租车业废除了歧视政策。尽管依然保留了数量和租价的管制，仅此一招，就使得温州市出租车业原先的出租车企业经营状况一落千丈。本来就是个体化经营鲜明的行业，一旦放开对个体经营的限制，谁愿意到企业里忍受剥削？温州市这些企业至今还能生存，只是因为数量管制政策依然没有放开，所以凭着拥有的牌照还可以招揽到新进入者到企业打工。但是由于个体化剧烈的加剧了行业的竞争，企业状况也就好景不再了。

很容易判断，如果目前的三大政策都放开，那么第一，出租车业的竞争程度将大大增加，出租车业会走向一个微利行业；第二，正如我们在温州所看到的，所有已有的出租车企业假如不改制的话，几乎都会面临生存问题；第三，出租车业依然会存在企业。只是此时的企业可能会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它应该是出租车司机的“集体企业”：一种真正自愿联合的合伙制企业，每一个司机都是合伙人或者持有股份，这会是名至实归的集体企业。

其次，这个企业存在的基础是优质的服务质量。同任何竞争性行业一样，只有提供更好的服务才可能在行业生存下来。

再次，这种企业尽管出发点和任何企业(包括目前的出租车业企业)一样都是为了追逐利润，但是行业政策环境的改变，使得它们的行为也会大大改变。在竞争下，它们出于自利的目的，也会主动降低行业的信息不对称，在提供给社会更好的服务同时还会降低价格——人人为己，社会是可以变的更好的。

最后，这个行业会出现真正的企业家才能，他们面向不确定性决策，他们会各出奇谋通过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来获利。比如设立信息热线，比如在车身贴上价格信息，比如给乘客优惠卡等等。

不用担心开放出租车业会带来混乱，很多时候所谓“一放就乱”原因往往是放的还不够。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环境里，市场风险会被追逐利润的企业家抚平，只要真正的企业家才能能得到施展，社会一定会从中得利的。

开放的市场环境，企业家才能的施展，市场风险下降、信息不对称缩减，社会、企业都从中受益；这几乎是一个一般性的规律。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已经有众多的行业经历了这个过程并且茁壮的成长起来，出租车业又会有何例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