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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和制度下的行为

和竞争一样,歧视无处不在。

经济学认为,这个世界总是“稀缺”的,所以总会有竞争。有竞争,就会有胜利者,有失败者。从最广泛的意义而言,产生胜利者的竞争规则就是一种歧视。

问题是,不同的竞争规则会“歧视”出不同的胜利者,该如何判断“歧视”的好坏呢?

从常识看,百米竞赛只能有一个冠军,于是谁跑的最快谁就是冠军,这是“歧视”速度;选美比赛也只有一个冠军,于是谁长的最美谁就是冠军,这是用美丽来“歧视”。

我们说,这些歧视是“好”的。因为通过它们达到了这些比赛的目的。

可是,对于更一般意义上的各类经济活动,什么是好的歧视呢?

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作为规则的歧视给社会带来的成本最低,或者,使社会福利最大。反过来说也一样,能使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化的制度(一种歧视)就是好的。也就是说,不同的制度带来的不同的歧视标准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是不同的,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判断出什么是好的制度(好的歧视),什么是坏的制度(坏的歧视)。

制度有优劣之别,这背后隐含的意思不简单。人性是共通的,不会因为东方人和西方人的不同或者因为城市和农村的不同而不同。一个自私的人,在“无形的手”调配下可以为社会造面包、种大米,为社会增进福利;同样这个人,也可以谋财害命,可以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危害社会。这之间的分别,不是因为人性的突变,而是制度安排的不同。

这个意思用更学术化的语言描述,就是不同的制度约束下会产生不同的行为。“楚王好细腰,宫中都饿死”,这是行为对制度约束的反应;“中华女子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也是特定制度下的特定行为。可见,有什么样的歧视,就有什么样的行为。

回头看出租车业。今日出租车业的所有行为都可以找到制度的根据。

在这个行业里,骂的最多的就是出租车公司对司机的压榨。出租车司机整日忙啊忙啊,辛辛苦苦干了十二个小时以上的活,到头来多数的收入要上供给没有任何经营业务的公司。这个事情经过媒体的报道,激起了更多人对司机的同情和对出租车公司的痛恨。

没有必要痛骂出租车公司,它们的行为是现有行业制度歧视出来的结果:是结果,不是原因。原因是一个十分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准入歧视。这个政策在全世界所有的城市里估计很难找到第二家。

这个准入歧视,歧视的是“身份”。具体说,就是这个行业的牌照只发给公司,不发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没人知道。不过我们所了解的这个行业里的黑暗以及加诸司机身上的种种负担,都是从这个歧视标准里派生出的行为。仔细想想,任何要加入出租车业的司机都必须到某一家公司里开车,能逃的了被剥削的命运吗?

可是,公司之间没有竞争吗?如果公司之间有竞争,那司机不是就有了挑选的余地了吗?

问题是,这个行业还有两个厉害的政策:总量控制和租价管制。总量控制,就是由政府武断的给出一个总体数目,然后发完后不再允许新进入者。而租价管制,那更是众所周知,由政府控制出租车服务价格。于是,一方面没有新进竞争者的威胁,另一方面根本无法展开价格竞争,企业何必费力去折腾?多折腾多增加成本,怎么会划算呢?

更何况,出租车这个行业真正的竞争其实是出现在司机和司机之间,两辆出租车,哪怕是同属于一家公司,也是可以构成竞争关系的。要知道,这是一个个体化非常鲜明的行业,也是一个合适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行业。

可是准入歧视、总量控制、租价管制几个政策死死的限制了这个行业的竞争。于是,才有了我们普遍抱怨的出租车业另一个“行为”:很高的服务价格,很低的服务质量。尽管我们知道,对于提高服务质量而言,没有什么比市场竞争来的更有效。但是,错误的制度约束下怎么会有正确的行为呢?

让我总结一下吧。众所公认的行为总是可以找到深刻的制度理由的。在出租车业,总量控制和租价管制造就了这个行业的高额垄断租金,而在分配这笔垄断租金上,准入歧视政策使得司机处于绝对弱势地位:所有的黑幕因错误的政策而生,所有糟糕的行为都有恶的歧视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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