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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未必熟悉的三峡工程历史
  郭玉闪│文


  三峡工程,是在长江中上游段建设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大坝位于三峡西陵峡内的宜昌市三斗坪。按照设计,水库建成后蓄水位高达175米,库区将长达667公里,回水位到达重庆,而且长江干流被由混凝土浇灌而成的一个巨大大坝拦腰截断,这个大坝长2335米,底部宽115米,顶部宽40米,高度达185米;三峡建设者用了9年多,挖填了1.34亿立方米的土石方,浇灌了2800万立方米的混凝土,使用了59.3万吨的钢材才把大坝建成。
  
  如果大坝蓄水至175米,从大坝往重庆望,660多公里原来充满危险的水域将变成一条万吨轮船也能航行的黄金水道,这是三峡工程鼓吹者一直为之自豪的三峡工程能带来的好处之一:对长江航运的提高;同时这也是八十年代初重庆市政府为何坚持要向中央政府要求将大坝蓄水高程从150米提高到175米的原因。
  
  但是六百公里的水位提高,使得沿途的县市都要面临淹没的命运,而世代生活其中的人们也不得不接受成为新一批水库移民的命运。在水库未建设之前,水电部组织的第十次论证里(1989年)对移民的估计是淹没19个县区,直接移民人数为72.5万,估算的动态移民数为113万,但到了1991年10月份开始的调查,直接移民人数增长为84.75万,淹没的县区为20个,动态移民数依然保持113万;而实际上,到2006年,重庆市对移民的规划就超过了120万,淹没的县市也达到了26个,其中重庆占了22个,三建委则承认最终移民将达到140万,远远超过了工程未上马时的估计。
  
  仅从移民人数看,三峡工程就已经是空前的大水利工程了,若再考虑到技术、环境等等方面的挑战,完全可以说,这是一个巨大惊人的大坝,也是一个挑战人们想象力的工程。
  
  事实上,为什么这样一个难度极大且存在极大争议的工程会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令那么多人如此热衷?说起历史来,和一些政治人物的参与及大胆设想有关。
  
  最早对三峡工程的设想来自于孙中山,他在1919年的《建国方略》里第一次提到在长江干流上修大坝的构思;其后,尊他为国父的国民党政府曾先后两次尝试建设三峡大坝,一次是在30年代,未曾动工,但做出了两个低坝方案,第二次从44年美国垦务局设计总工程师JohnL.Savage的“萨凡奇计划”开始,国民政府对长江三峡做了一系列的勘查,直到内战失利后才终止。
  
  不过,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依然继续着手三峡工程的建设;按李锐的回忆,当时推动三峡工程上马的主要是水利部门,水利部门修建三峡主要目的是想把长江的洪水用三峡工程形成的库容装一大盆起来从而达到防洪的目的;为了尽可能多装些洪水,五十年代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的三峡工程方案是235米的蓄水高程,这个高度远超过目前三峡工程,在这个高程下,大半个重庆都将被淹没,移民数量也会超过200万;当时,李锐所在的水电系统看法与水利部门不同,因此1956年两方面的代表人物林一山与李锐发生了两次公开辩论,一次是笔仗,一次是在毛泽东面前的公开辩论;而毛泽东最终支持了李锐的观点,否定了立即上马三峡工程的提议;但尽管如此,毛泽东对待三峡工程的态度依然是犹豫的,相反,周恩来对三峡工程的态度却更为明确,按《梦之坝》作者刘继明所整理的看法“自始至终,周恩来都是三峡工程的支持者和拥护者”,所以,在56年关于三峡工程的公开辩论后,周恩来继续主持了一次三峡工程考察并在1958年3月28日的成都会议上通过了他对三峡工程考察后的所做的结论,那就是“三峡工程必须搞,而且也能够搞”。
  
  尽管到了六十年代,由于中共与苏联交恶、存在开战的风险,因此毛泽东明确否定上马三峡工程,但是,对三峡大坝的勘查也一直没断,直到1966年长办还编制了《三峡水利枢纽设计简要报告》,1967年长办第一勘测大队还编制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综合工程地质勘察报告》。既然周恩来已经论证了三峡工程能够搞,那么缺乏的无非是时机而已;更何况毛泽东还亲自为三峡工程写了一首词,所以在文革的狂热气氛中,甚至连周恩来都在1970年有这样激动的讲话:“三峡工程是毛主席的伟大理想,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把它修建起来,否则对不起党和毛主席!”
  
  这是一个狂热的理想:1970年,在三峡工程未能上马的情况下,一个替代工程——葛洲坝工程就在毛泽东生日那天仓促上马了。本来,按照设计,葛洲坝工程是三峡工程的反调节坝,应该在三峡工程完工后修建;提前上马葛洲坝工程是疯狂的想法,即使是林一山这样的三峡工程主上派都不能同意,而且,葛洲坝的建设队伍几乎没有专业人员,结果在开工两年后不得不停工重新设计,直到1974年才重新开工,而且要到15年后的1989年才全部竣工,此时三峡工程的论证也都已接近尾声了。
  
  周恩来关于三峡工程的结论显然影响了文革后的决策人:到1982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又重提三峡工程,且很快形成了蓄水位150米、坝高165米的低坝方案;1983年,国家计委邀请了350多名专家对此方案进行论证并获得了通过;之后,到1984年,国务院同意了三峡工程的可行性报告,并根据水电部提交的意见将方案改为“正常蓄水位150米,坝高175米”,也就是如果150米移民顺利,就抬高蓄水位到160米。此时,三峡工程已经箭在弦上了,9月份,首批施工队伍浩浩荡荡的开进大坝坝址开始前期工作。
  
  直到1984年,关于三峡工程的反对声音还是来自于中共体制内部。李锐依然保持着与五十年代一样的观点,反对上马三峡工程,他先后在1979年、1984年上书中共中央阐述反对意见,与五十年代不同的是,这次他并未能打动中央决策人从而阻止三峡工程。不过,关于三峡大坝到底应该多高在体制内出现了不少不同意见,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意见来自于重庆市,重庆市政府于84年11月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对长江三峡工程的一些看法和意见》,认为已定150米方案的回水末端仅止于涪陵、忠县间180公里的河段内,重庆以下较长一段川江航道得不到改善,万吨级船队仍然不能直抵重庆,因此重庆市政府推荐185米坝顶、175米水位、第一期蓄水156米的“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的方案:这基本上也是后来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时所采取的方案。
  
  因为重庆的不同意见,1985年2月,国务院让国家计委、科委对三峡工程水位重新进行论证;也是在这一年,三峡工程的反对派才真正开始形成;1985年4月份,不但李锐的《论三峡工程》一书出版,而且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在京召开时,167位政协委员就对三峡工程问题单独或联合提出十七件提案,建议缓上三峡工程。5月份,原民国时期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席、中国第一座石油基地玉门油矿的创建者、中国现代能源工业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组组长的孙越崎老先生以92岁高龄带领全国政协考察团对长江三峡作了一次为期38天的仔细考察,考察结果是三峡工程存在投资、防洪、泥沙淤积、航运、发电、移民、安全等七大问题,近期不能上。而且同年,另一位世界级的大物理学家,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周培源老先生也提出三峡工程的论证应当吸收不同意见的专家参与,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到1986年,反对声音继续升温;在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上,经济学家千家驹直截了当的批评三峡工程是钓鱼工程,同时指责国务院未经人大审议就通过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是违背民主化程序。
  
  这些反对声音使得当时的中共高层对三峡工程也有所动摇,他们于1986年6月发出《关于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将本已下达的兴建三峡工程和筹备组建三峡省的成命收回,重新进行论证。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文件里,将论证工作的任务从国家计委与科委转到水电部,由水电部负责对三峡工程重新进行论证。本来,在此之前,国家计委与科委受命负责重新论证三峡工程水位时已经在1985年9月与12月召开了两次颇有影响的论证会,但是由于水电部负责人钱正英的不断努力(包括与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争论),终于由水电部门获得了三峡工程论证的领导权。
  
  客观的说,不管三峡工程是否合适上马,国务院选择让一个积极推动三峡工程上马的部门来主持三峡工程论证的做法是非常偏颇的。三峡工程是有全局性影响的大工程,应该由国家论证而不是部门论证。正如李锐所言,在国家计委与科委组织论证时还是比较客观的,各种反对意见都能够表达出来,而在水电部门论证时,“整个论证过程从人员组成到论证内容都反映出‘一言堂’的专制色彩”。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水电部门从1986年开始论证时组成了一个400多名专家分成了14个专家组的庞大队伍却依然受到各种诟病的原因。
  
  既然包括黄万里、李锐这样的专家无法进入水电部的论证队伍,他们也只能选择继续在社会上发言。1987年,在重重阻挠中,将三峡反对派意见集合而成的《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成功出版,并引发了巨大的舆论影响;但是,同样是1987年,4月份时水电部主持的论证会第4次扩大会议依然通过了“蓄水位175米,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的初步方案;到1988年第9次扩大会议时,三峡工程就基本上为论证小组接受通过,结论是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可是,也就在同年,由周培源率领182名在京全国政协委员从武汉沿江视察长江三峡工程,这群老先生在视察过后,用了最缓和的方式向中共中央提出缓上三峡工程,但当时的舆论在大肆报道三峡论证工作基本通过的同时,却很少提及全国政协的这一次调查结论。
  
  由于水电部门组织论证的程序不民主,导致即使经过两年多的辛苦工作,到1989年3月论证基本结束时,社会上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议和分歧依然巨大;但是不幸的是,那些反对声音很快因为由于各种政治压力而逐渐消失。1989年初,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戴晴女士等主编的《长江长江》,通过将周培源、孙越崎、侯学煜等反上派的言论集合在一起的方式表达了对即将上马三峡工程的抗议,之后不久,戴晴女士因89事件被捕,《长江长江》也被查封,并在贵州被焚烧3000余册。而与《长江长江》几乎同时,1989年3月份,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又一次出版了一本反对意见集——《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这本书在1989年全国两会期间被大会秘书处拒收,最后由主编自费购买后一一送到代表手里,这本书的编者田方在89年特殊的气氛中,还被三峡工程论证小组的两位主管揭发,说他参与到戴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活动里;这一年的两会,有徐采栋等272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上书,建议推迟三峡工程到21世纪,优先开发上游及其支流,全国政协也有300人次18个提案,对兴建三峡工程提出不同意见,要求进一步论证。因为争议巨大,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不得不表态说,五年内不会上马三峡工程。
  
  但即使是国务院领导这样的公开表态也没有能阻止主上派推动三峡工程上马的步伐;在随后王震与王任重的大力支持下,钱正英居然公开与姚依林唱反调,她在1991年政协会议期间答复记者时说:“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很快,尽管反对声依然不断,1991年8月份,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通过了对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的审查意见。
  
  剩下的就是等人大表决了。为此,主上派做了精心准备,从1991年10月到1992年3月,先后6个月,组织了20多批约计3500人到三峡考察,这些人归来之后无不对三峡工程交口称赞;而且全国各种报纸都开始舆论导向,在一片赞颂声中迎来了1992年全国人大的表决。1992年3月20日,全国两会正式召开,4月3日,会议对《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的决议案进行表决,结果是: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另有25人未按表决器。决议案获得通过。从此,三峡工程建设开始正式拉开序幕。

(本文来源于《传知行学术通讯》2011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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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玉闪

郭玉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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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www.zhuanxing.cn)创始人,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民生、公共政策方面的管制经济学分析;是推动中国出租车业放松管制改革的主要学者之一,同时多年来也一直在其他诸多与民生相关的垄断产业里倡导破除垄断的管制改革。从2003年开始也大量参与各类公民行动,包括人大代表选举、参与创办公盟以及各类法律援助行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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