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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重要的经济研究?

▌什么是重要的经济研究?
——寄语铅笔社诸君

郭玉闪

 
    作者按:本文是在一个内部邮件组偶然争吵出来的,和我争论的是铅笔社诸君;有感而发,写了有几万字,有些朋友认为,这些文字不应该只在内部邮件组发布,所以特为拣选其中一部分整理成文,但语句之间难免保留一些当时对话痕迹,请阅者见谅。 
作为鼓吹经济自由主义者的同道,铅笔社已经是国内比较坚定的一个群体了,做了一些经济学常识的普及工作。当然,在他们前头的是张五常、薛兆丰。无论是观点、立意,甚至文字风格,薛兆丰的经济学都深受张五常影响,而铅笔社的经济学则深受薛兆丰影响。客观的说,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一谱系是清楚存在的。 
但是,从张五常这一系统出来的人,包括铅笔社,无论从语言风格还是从行事方式,却日趋怪异,标新立异的太过头了。当然,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是新鲜事。比如禅宗,开始很好,后来就变成“佛斥祖”狂妄;朱熹的理学,开始很好,后来就变成道学家的虚伪;王阳明的心学,开始也很好,后来也变成王学末流的空疏。 
五常先生虽然有两个老师,阿尔钦与科斯,但他主要受的影响还是来自科斯,科斯是很好的,很严谨的,比如科斯不会说不要政府(1960年的社会成本最后几段说的很清楚),科斯也不会说经济学要在什么问题上都发言(他在90年初还有一个简短的发言稿,呼吁经济学应当把关注的主题集中在经济学上)。但是从科斯到张五常,再到中国的张五常后学,经济学就什么都讨论了,不管问题本身重不重要,变得只为刺激人们耳目,这当然就会日趋空疏,甚至狂妄。 
问题重不重要,就要看这个问题能不能一般化。有些问题有趣,但是说穿了,不过是生活阅历的问题,只要老于人情世故,自然能懂。但总有一些问题,可以一般化从而为经济理论贡献原创。老实说,能为经济理论作原创贡献实在太难了。耍大刀难,造大刀更难。张五常当然是有原创性贡献的,而且很有天分,就像杨小凯评论过的“象张五常这样对文献不重视,自己都能原创这么多新东西,的确是奇才,但在张五常之后,国内这些人包括周其仁在内,客观的说,都只是耍大刀的,都还谈不上为经济学做出原创性贡献。但是,即使是耍大刀,也有重要性区分。如果只是在一些无关紧要问题上动脑筋,那只是小把戏,即使有经济启蒙意义。问题紧不紧要,当然要和中国现实相关联。所以至今为什么国内没有人在“大刀上”能超越周其仁,除了学理能力的区别外,最重要的还是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或者说,在问题的选择上。举凡事关民生的大问题,有几个像他那样勤勤恳恳实地调查然后给出精确的解释? 
所以,周其仁被大家这么重视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关心的是大家都关心并且与中国休戚相关的重要问题,然后他还能做出非常透彻的解释,这样既关心中国现实又如此有能力的人,自然就会被中国社会重视。相反,即使你经济学功夫了得,却整天只会整一些稀奇古怪的小问题,别人自然也不会把你当一回事了。而且,这是公平的。你不关心社会,社会凭什么关心你?扯远了说,2000年后为什么经济学家越来越不为社会待见,总体声誉越变越差,除了官僚群体已经在全球化中成熟起来不需要他们当导师而只需要他们当枪手及马仔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离社会越来越远,你抛弃了社会,社会自然也就抛弃你了。这也是公平的。 
着重“般化”另一个含义是不用特殊理论来解释经济现实。但是要小心,如果把经济解释当做人类行为的终极解释,那就不是一般化,而是狂妄了。德姆塞茨(H.Demsetz)在他2008年新书《from economic man to economic system》的第一章“where economic man dwells”里面专门讲解了为何经济学需要“济人(其实说白了就是按经济动机趋利避害的人)这样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是去解释一个谜,一个在经济学成型为一门成熟的社会学科的150年里、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想去解决的一个谜,也就是哈耶克用“发秩序”分形容的“会作为整体如何在没有人有意识管理或者控制的情况下资源得以有效配置”或者说,一个极度离散的、去中心化的社会里资源为何能得以有效的配置。“济人”分析方法是为了解释这个特地目标(problems of marketplace)而创设的一个工具,相应的,其他的社会科学也有特地目标要去解释因而也对人性做了不同于经济学角度的假设或者抽象。但没有一门社会学科,包括经济学在内,已经敢自称对人做了全面的、精确的描述,从而已经是关于人以及社会的全部真理。 
因此,我们既不能拿人的丰富性来否定经济人的分析方法,同时也不能拿经济人的解释方法来取代人的复杂性。前者是社会通常容易产生的对经济学的误解,后者则是经济学家的狂妄。这种狂妄,在我看来,是需要张五常后学包括铅笔社在内警惕的。如果一方面只是在不重要的细枝末节的问题上打转、玩弄智力游戏,另一方面,又把经济学当做全部真理,肯定既不会有什么大成就,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有抱负的话,还是得真下功夫去找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来调研并试图解决,如周其仁所实践的那样。就像张五常也说过的,重要的或者最难的是对约束条件的调查和了解,因为解释复杂世界的理论可以简单,但是世界毕竟是复杂的。 
世界是复杂的,因为人性的弱点是多方面的,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是复杂多变的。就如秦晖所说的,由于人性的局限,人难免自私,因此自由主义可以成立,同时,人难免怯懦,所以社会主义可以成立;自由主义的生命力不在于现实社会中有多少“自由毋宁死”崇高者,而在于上述人性局限颠扑不破,广义的社会主义之不灭,也并非因为人可以变得多崇高,而是因为人无法脱离渺小。社会最终的形态总要由所有这些不同价值观凑合而成,自由主义者要坚持的无非是在一些权利的私域里,任何其他人或者公共(总体)价值都不能予以强制性的强迫,这些私域里的权利或者价值是绝对的,是不需要任何解释以及功利主义的计算。在我们所期望的理想国家里,对这个私域权利的保护是绝对的。 
但是,显然,以社会成员之复杂,以人性局限之多,即便在这个理想国家里,这个私域里的权利(我们可以称之为人权)也必然是不止于财产权的。如果有人只想在人权这个私域里放入财产权,那么只要他还信奉自由主义,对这类人来说,只有一条出路,就是退出任何要在人权私域里放入财产权之外其他人权的社会。因为假如他还想留在这个社会,并试图用他的(人权=财产权)来规范社会,那就意味着,要把其他人权从私域的绝对保护赶出去,并放入社会里让其他人来决定是否要保护,这就必然意味着强迫与羞辱。 
所以,说到底,经济理论的一般化并不意味着终极解释并规范社会,而是应该像科斯老人家提醒的,最好集中在经济领域本身,像德姆塞茨说的,集中用于解释市场配置资源之谜。如果要把经济理论一般化到所有人类方面,一般化到人性规定上,那么,这些抱着这种狂妄想法的人们,只要他们还是自由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也不希望社会再增加更多的强制),那么确实只有退出这个社会了。反之,只要不想退出社会,而是用经济学的方法为社会贡献一些福祉,那还是按科斯/德姆塞茨的意见来,不要随意扩大经济解释的一般性,给经济研究设个边界吧。 
这些道理说起来复杂,做起来其实很简单:在中国的语境下,学周其仁就可以了。坚持这些道理并不容易,因为掌握一种理性很容易给人们带来智力上的狂欢,从而开始小瞧社会之复杂,小瞧他人之感受。铅笔社诸君要想做到”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那还是需要多一些谦逊的精神,同时多一些捕捉重要问题的意识。其实,哪怕只关心财产权在中国的缺失,或者经济自由度在中国的完整,那也应该首先关心那些最缺乏财产权或者经济自由权利的群体,这些群体并不仅仅是那些真正的企业家,而是农民,工人等。一般来说,他们的悲惨故事是从丧失经济权利开始,但最后一定会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里他们什么人权也没有。在中国,政治与经济,财产权与其他人权完全是不可分割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如果哪一天铅笔社真做到了理性而不狂妄,关注重要社会问题,知道自己智慧的边界,那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而不是现在这样一个个“灰不溜秋”的铅笔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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